打印
關閉
陳獨秀在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
民國初年之后，袁世凱稱帝竊國，不惜向日本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激起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當時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在救亡圖存的同時，也提出了改造國民性，凈化文化空氣，清除精神毒素的文化主張?！拔逅摹睍r期，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痛切地提出；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及其思想意識的愚弄與影響，“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茍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乃是“亡國滅種之禍根”。他的主張顯然繼承了嚴復與梁啟超的新民說與民德說，在斥責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文化道德體系對國民的戕害方面，言辭更為激烈。
另一派先進人物則是王國維等人。王國維痛感于辛亥革命以來，道德淪落，國民精神萎靡不振，他們力圖從振興教育的角度來改變這種局面，使中華民族重振雄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們認為道德與文化的建設，歸根到底是培養健康向上的人格。但王國維的憂患意識更深，他不僅看到了中國人民在當時飽受國內外各種黑暗勢力的欺負壓迫，而且也看到了人類進入物質文明階段后，人性墮落與意義流失日益加劇。叔本華與尼采對于人類命運悲觀失望的學說，清末社會的腐敗黑暗，加上個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國維對人生深感失望與痛苦。因而他的美學對人性思考更加深刻，他力圖將美學與藝術作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穢的精神家園，從而建成新的人生觀。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中，還特意將人生境界與詞學境界等同起來。這是王國維詞學與他人不同的重要標志。比如他說過一段經常為后人所稱引的名言：“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他借用宋詞來形容這三種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贝说谝痪骋??！耙聨u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贝说诙骋??！氨娎飳にО俣龋嚾换厥祝侨藚s在，燈火闌珊處?！贝说谌骋?。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王國維在這里將古今成大事業與大學問者，與三種人生境界聯系起來，認為必須經過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也就是三種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里刻意突出，填詞決非技巧范疇所能奏效的，而是與做大事業與成就大學問一樣，是依賴整個心胸人格的升華而成就的。在王國維的詞學思想中，這種詞品出于人品的情緒是異常強烈的。王國維將傳統文化中老莊思想與西方叔本華、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圖建設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思想體系。由于當時的社會現實離他的理想太遙遠，王國維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他的死也是人生境界的產物。故陳寅恪寫下了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可以說是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生境界與學術精神相統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成為國學人格境界的座右銘。
王國維之后，朱光潛與宗白華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文化學養，緊扣本世紀以來中國文明所遇到的挑戰，作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馮友蘭先生則是稍后于他們在人生境界論上作出重要建樹的哲學家。其中宗白華先生“五四”時期對于人生觀的論述最有典型價值。我們在這里不妨作一些介紹。宗白華在“五四”時期如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傳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宗白華在“五四”前后最關心的是人生問題。人生問題是政治問題的核心，因為任何政治問題或者民族問題，如若不和人生問題相結合，那么這種政治可能就成為一種非人的異化政治，就像道德問題如果不和人生問題相互結合，就可能成為政治的附庸，名教的器物，最終會受到人們的唾棄。當然人生問題也受政治問題的影響，人在具體的歷史階段，總是受各種各樣政治因素的制約的。宗白華作為一名深愛哲學和藝術的詩人，他以一顆敏感的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當時彌漫整個社會的低迷之人心，頹唐之民性，人們對人生失去失望和信心，這一點，我們現在從王國維在“五四”之后對于人生問題和社會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找到佐證。